他经历过知青下乡，对中国农村有真切了解；他也曾到哈佛大学进行交流，开拓自己的国际眼界。在经济学界被称为“中国经济学四小龙”之一。在1992年，樊纲就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主要从事研究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，曾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，专著8部。两次被英国《外交政策研究》与《观点》杂志评选为“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”之一。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国内经济改革，他被公认为政府重要智囊。他就是樊纲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他始终保持思考，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探寻最优选择。
1969年，16岁的樊纲作为知青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，伐木，开荒，种地……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六年。那时，他就已经开始尝试用经济学思维分析问题。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，此时的樊纲非常珍惜这个机会，他回到县城，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课本，最终成功考取了河北大学经济系。
樊纲现在回忆，兴趣是支撑自己前进的最大动力。那时他一读到理论的东西内心就很激动，也迫切希望在大学中深入学习经济理论。高考是那一代人重要的命运转折点，而热爱与努力让樊纲搭上了高考的快车。当个人和时代机遇来临时，樊纲在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所表现的智慧、勇气和果敢，诠释了那一代人的舍与得的抉择智慧。
本科毕业后，樊纲到中国社科院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，并于1985年赴美学习，在美国哈佛的三年里，他听了很多课，还旁听了不少讲座，这一段高强度的学习过程使他受益匪浅，也更加充实了他的理论功底。
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者，他很注意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。虽然人在海外，但心系祖国发展。当时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“浪漫时期”，各个方面的改革热情都很高涨，需要用新的理论、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，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。这时，他萌生了回国贡献自己力量的想法。
在留学生活结束后，樊纲选择回国，因为他深知自己得到的留学机会，是当时的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衽，为给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力排众议给予的。出于个人道德和报效祖国的热忱，樊纲希望与祖国共命运。“青年的命运与时代相连；青春的力量是推动中华民族前行的磅礴力量”，青年时期的樊纲也用一己舍得，书写下无悔的青春乐章。
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普罗大众该如何把握住趋势、方向及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樊纲认为中国人拥有着“会学、好学”的巨大财富，我们通过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。同时，学习可以让中国人掌握自己的方法，进一步进行自主创造，不至于被锁定在低端产业中；学习让中国人明白如何进行取舍，舍弃发达国家的老路才能走上高速发展的捷径。
樊纲相信，中国自主创新的阶段已经到来，国家也已出台了各项保护产权和创新的措施。他也认为，只要有市场的环境，创新的条件仍然存在，普通人也仍有大量机遇。至于这个机遇是不是风口、风口来了是不是机遇，都需要好好思考。在当前国际格局变换，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，樊纲认为要在舍得之间，打好创新战。
在樊纲的《经济人生》中曾这样写到：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，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，不是金钱和成本、收益、利润什么的，就是幸福和成本。所以，他说，经济学是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人生的各种选择。“你能不能舍弃那些次优的选择，去选择那个最好的选择”。另一方面，当最优的选择无法实现时，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对次优的选择进行取舍也同样重要。
40多年来，樊纲潜心学术和政策研究，将中外经济学理论融会贯通，并运用于国内经济政策分析和研究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，他始终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探寻最优选择，在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做最佳的权衡。
《舍得智慧人物》栏目延续“舍得智慧”主线，在拥有无穷变量的世界中找寻恒久不变的“舍得智慧”。探寻人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寻人生的解决方案，寻找更有价值的“最优解”。【来源：舍得酒业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