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健为举办一个葡萄酒沙龙犯了愁，这是一群十人左右的年轻的葡萄酒爱好者，他们计划每人带上一瓶好酒，轮番品尝，去猜测它们的产区和年份。这种盲品活动对葡萄酒爱好者是一种竞技，更是社交和享乐。但每个人10只酒杯，他们一共需要100只酒杯。杨健是威赛帝斯（北京）酒业公司的总经理，在法国留学的6年里，爱上了葡萄酒。回国之后做起了葡萄酒生意。好酒一点儿也不缺，可他发现100只酒杯成了瓶颈。

　　 riedel酒杯400-3000元一只，杯壁薄而富有弹性，酒液从两唇间淌过时，你几乎感觉不到杯缘的存在。即便不这么挑剔，环境、场地、主题……一个适当而专业的品酒环境在北京也难得寻觅。中午时分，他开车来到四惠桥边的伊斯特酒窖求助，在华丽的欧式餐厅里，这家酒窖的主人爽快答应下来，“欢迎！”杨东说，“你们品酒，我免费提供配餐。”

　　发展并沉沦着

　　 杨东提供的配餐也是葡萄酒文化的一部分，法式鹅肝、牛排、海鲜与相应年份、产地、品种的葡萄酒搭配，中餐则需要大厨重新设计，口味趋于清淡。伊斯特酒窖的菜品围绕红酒而做，环境则更鲜明地体现了18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特色，是挑高穹顶、彩绘玻璃、古堡密室般的酒窖。数万只名酒在地下酒窖中沉睡，其中有一只1856年的波尔多还在呼吸。这里时间凝固，排成行列，维系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人们把欧洲葡萄酒称为“旧世界”的产品，和美国、澳洲的“新世界(7.66,0.00,0.00%)”区别，保持欧洲传统酿造中的人工气质。杨东认为“旧世界”是红酒精髓的一种，优雅精美，追求极致也是一种蛊惑，他花了两年时间打造出一个自己的旧世界：易斯特酒窖。咽下一口酒，他又用一个新词称之为：末端。

　　 2000年，他对葡萄酒生意越来越厌倦。在他的超市里葡萄酒成批搬进搬出，那些货物对财务状况是极大的贡献，但葡萄酒作为货物的感觉让他痛心。在中国售卖葡萄酒的人普遍将错就错，把葡萄酒称为红酒，喝葡萄酒的人错得更广泛更离谱，不管麻辣荤腥，来一瓶红酒图个档次，很多人嫌口味不好，兑上一罐雪碧，随后大家吵吵着站起来，一口闷掉。然而这挡不住葡萄酒在中国的狂飙。从1998年开始，葡萄酒就像飓风一样刮到中国人的餐桌上。到了2003年前后，每年以60%的速度增长。与此同时，这个大市场也更为混乱。红酒品牌混乱，价格不透明，中间商谋取暴利，概念炒作……

　　 与葡萄酒黑幕同行的，是一条纯正的葡萄酒文化生长的小径。刘峰秀在俄罗斯学习时，遇到的教授是一个法国没落贵族。他经常邀请学生去家里用餐，法餐的精致体验令刘峰秀深受震动，回国后，他放弃了“能源自动化控制”专业，成了一名侍酒师，以专家身份帮朋友代购葡萄酒，并形成了生意模式。王杰明是一个酒吧服务生，侍酒师职业为他提供了一条职业上升通道。2006年，他取得了侍酒师的职位。一个下午，在餐厅里与一个懂酒的外国人相谈甚欢，不想对方是一家意大利高级饭店的总经理，有意邀他加盟中国分店。在这家米其林二星饭店里，他学到的葡萄酒礼仪，感触同样是震撼。那时他月薪两万，到了年底口袋依旧空空，屋里摆满了空酒瓶。

　　 王杰明曾经对自己说，出于对葡萄酒文化的理解，在他今后的职业生涯里，不再给中国老板打工。然而当他遇到杨东后，却不得不抛下这条原则，重新出发。对于重建中国葡萄酒文化，总有一些人感到“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”。